承诺、信任和制度秩序：
—-当今中国的信任匮缺和转化
徐 贲
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教授
一、承诺和自由如初的人
二、生活在信任匮缺的世界里：“强作天真”、“犬儒处世”和“盲目信仰”
三、重建社会信任的基础：民主信心
四、信任必须具有实质的民主价值：从人本自由到社会信任
五、信任的制度和个人责任
【注释】 （阅读全文…）
奉命干脏活的人们
● 徐贲
米尔格伦(S. Milgram)以他的《权威服从试验》闻名于世。他说,“好的试验就如同好的戏剧,表现的都是真实。”〔注1〕直到今天,米尔格伦的《权威服从试验》仍然如同一场能冲击观众公共意识的戏剧。在这个富有戏剧性的试验中,观众看到的是美国康州纽黑纹市的平凡而普通的居民,在所谓的“提高学习效率”的试验中,用电击方式加害于他人，成为奉命干脏活的人。 （阅读全文…）
抗恶的防线: 极权专制下的个人“思想”和“判断”
——纪念汉娜.阿伦特诞生100周年
● 徐贲
恶和抗恶都是人的自由存在的一部分。萨弗朗斯基(R. D. Safranski)写道,“为了理解恶,人们无须烦劳魔鬼。恶属于人类自由的戏剧。它是自由的代价。”〔注1〕二十世纪由极权政治所造成的种种空前的人类灾难,纳粹法西斯、斯大林主义、中国文化大革命、红色高棉的大屠杀,一次又一次血淋淋地印证尼采的断言,人是“尚未定型的动物。”恶不是抽象的概念,恶是由人自己打造的对人类存在的威胁。恶发生在人的具体社会生活中,对活生生的个人造成持久的肉体和精神伤害。恶使人自甘情愿地堕落到非人的境地。恶既然并非由至恶的魔鬼所造成,抗恶就不可能由至善的上帝来完成。人抵抗邪恶需要人自己作出鲜明的道德判断,只有当人把某种威胁判断为恶时,他们才能坚持拒绝与它合作。在恶特别猖獗的时代,恶瓦解人的道德判断能力,成为人的生存常态,抗恶便成为一件非常艰难、非常危险的事情。 （阅读全文…）
国人之过和公民责任：也谈文革忏悔
⊙ 徐 贲
我们不妨套用雅士伯(Karl Jaspers)在二战后为德国公民反思所着的《德国罪过问题》，把中国文革中的国人之过称作为「文革罪过」。文革罪过和德国罪过的重要相似之处在于，在专制极权极度严酷的统治下，人的思想、判断和行为极度不自由。这种不自由不只是被禁止自由思想，而更在于根本就不知道甚么是自由思想；不只是无从作出独立判断，而更是根本就不知道甚么是独立判断；不只是无抵抗行为，而是根本就没有抵抗的愿望。 （阅读全文…）
阿伦特的“革命”和“政治自由”
作者：徐贲
阿伦特引用的丹麦女作家凯伦. 布里森（Karen Blixen， 笔名Isak Dinesen) 的话说“你如果能把苦难放进一个故事中，叙述出来，你就可以承受任何苦难。” [注1]在布里森那里，阿伦特看到了“说故事”和“意义”的特殊关系，“说故事揭示意义，但无须犯错误去限定意义。”布里森关于说故事的想法中包含着一种 “哲理”，那就是，“如果谁的生活故事无法叙述，那么他的生命也就没有意义。”因此，“象讲述故事一样去生活，把生活中的行为当作是为了实现生命的故事，”这本身就可以成为生命意义的所在。有了这个意义，人生的“成功”和“失败”也就不再重要了。 （阅读全文…）
知行合一的灾难历史见证:
—站在极权道德废墟上的雅斯贝尔斯
● 徐贲
雅斯贝尔斯(K. Jaspers)在上个世纪的德国哲学家和思想者中占有重要的位置。由于他在二战后对批判和去除纳粹极权意识形态的贡献,他的政治观同样具有相当大的影响。他的重要不只表现在纯思想的成就,而且更体现为他以思想者身份进行的公共政治参与。雅斯贝尔斯并不天生就是一个民主公共政治的先行者。是他那个生活时代的特殊经历使他不能不在战后把推动和参与民主公共政治当作自己的首要公民责任。 （阅读全文…）
马克思会怎么说？
—暴力革命中的隐秘群众理论
● 徐贲
在西方,自从十九世纪“群众时代”崛起后,资产阶级的群众理论担心的就一直是群众对现实秩序的“威胁”和“危险”。二十世纪的种种“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几乎都在强调依靠群众和发动群众。许多论者都因此认为,在西方资产阶级右派群众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的群众理论(包括毛式左派群众理论)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差别。这种笼统的区别方法其实混淆了两个不同的问题。第一，暴力革命理论真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吗？第二，以马克思主义为名义的暴力革命理论真的完全不同于蔑视和害怕群众的资产阶级理论吗？对这两个问题，我以为，回答都是否定的。马克思的理论并不见得就支持暴力革命的理论。 以马克思主义为名义的暴力革命理论和蔑视、害怕群众的资产阶级群众理论，它们看上去不同，其实彼此间有着很多重要的关联和相似之处。 （阅读全文…）
以民族解放的名义：
—反殖民的法农和暴力的法农
● 徐贲
1960年夏天,弗朗茨.法农(Franz Fanon)患白血病已经到了晚期,他在突尼斯会见了来自法国《现代》杂志(当时由萨特，Jean-Paul Sartre,任主编)的两位使者,兰兹曼(Claude Lanzmann)和佩朱(Marcel Peju)。兰兹曼后来这样回忆他们与法农的会面,“法农病着,但是,在极端的痛苦中,他并不承认痛苦。他读过了(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跟我们谈这本书,一谈就是几个小时。他也跟我们谈到他的国家(民族解放运动)所提供的模式示范:消除自我、牺牲和忠诚。他的交谈欲极旺盛。他特别要我们相信,‘阿尔及利亚的心’已经扫除了一切偏见,获得了纯粹的自由。他以一个病人时不我待的语气说着。这是一个阿尔及利亚革命和非洲革命的声音。”〔注1〕 （阅读全文…）
毛主席赠芒果的一种解读：
—重建中国社会的礼物关系
● 徐贲
引言: 危险的礼物
1927年,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查报告》里写道,“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毛泽东把“革命”描绘成一种以暴力夺取权力的行为,一种与“请客吃饭”或“温良恭俭让”的礼物赠与完全不同的人际关系。然而,41年后的1968年,正当是毛泽东把中国投入另一场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第三个年头，革命的《人民日报》8月7日刊登的是这样三条通栏标题: （阅读全文…）
“群体性事件”和暴力问题
● 徐贲
2005年7月7日,中共组织部第一次亮相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新闻发布会,受到中外媒体的瞩目。发布会上,中组部副部长李景田坦言,当前中国改革和现代化建设进入关键时刻,并因此发生一些“群体性”事件,他强调,这些事件不是“骚乱”,而只是“群体性”事件。“群体性事件”因此成为当今中国政治和社会词汇中的一个新术语,并已经被当今中国的一些学者所采用。 （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