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迪厄的文化社会学和福楼拜研究
● 徐贲
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小说的多样性一直是批评家关注的问题。它之所以成为福楼拜评论的热点,一是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需要解释和说明的问题,二是因为它不断被不同的批评家用来阐发和佐证一些文学以外的历史、心理、文化或社会学理论。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曾多次讨论福楼拜及其作品。在他那里,福楼拜是一个关于知识产品产生于社会的个别案例,具有一般的文艺社会学意义,而文艺社会学则是布迪厄更广泛的文化行为理论的一部分。文化行为理论又可称为文化社会学。布迪厄在这一框架中论述福楼拜,特别重视的是特殊的时代和社会环境条件,同时也着眼于普遍性理论的开拓。布迪厄一方面坚持,任何的案例都只是相对地特殊,都具有某种普遍意义,另一方面则在研究中体现了极大的具体性(无论是个案性还是法国性)。〔注1〕布迪厄理论的这种具体性是我们思考其在中国环境中运用可能性时特别需要注意的。 (阅读全文…)
布迪厄的科学知识分子和知识政治
作者:徐贲
提要:布迪厄知识分子理论着重在知识分子与文化生产的场域和现代社会的等级关系上。他的知识分子理论实际上是关于知识实践的理论。他的知识场域分析强调知识分子的历史性和政治性以及他们在争取合法性斗争中所起的象征生产者作用。尽管这一分析着重在知识分子事实上如何的问题,但也包括了布迪厄对知识分子应当如何的见解。这两种同时存在的不同取向都对布迪厄作为社会科学家的政治知识分子立场产生了影响。 (阅读全文…)
变化中的文革记忆
⊙ 徐 贲
中国发生文革至今已经四十年。对文革的记忆主要保存在那些中年以上的人们中间。对于这个年龄层以下的人们来说,文革的记忆已经十分淡漠。即使对那些中年以上的人们来说,他们的文革记忆也已经不再是二十多年前的那种基于共同生活经验的集体记忆。相当一部分文革记忆正成为一种与个人经历有关的、随著个人生命终结而注定要消亡的个人记忆。历史岁月的无情消逝,正在愈来愈紧迫地向我们提出关于文革集体记忆的问题。 (阅读全文…)
保护弱者,道德习俗和公共生活
● 徐贲
造成当今中国深刻社会正义危机的首先是道德资源的匮乏,而不是物质资源的匮乏。休姆说过,分配正义是既不充分富足,又不极端匮乏的社会所特有的问题。在物质充分富足的社会里,财产会成为多余无用的东西,人们的所有需要都能得到充分满足,用不着再谈正义。在极端匮乏的社会里,侵占别人财产不再算是一种罪过, 正义问题不得不搁置起来。〔注1〕社会正义不只关乎物质资源,而且还关乎“关爱”这种非常重要的社会资源。社会正义在人们的关爱既不太多又不太少的时候才有意义。如果一个社会中人人极端关爱别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那么这个社会早已超越了正义的水准。相反,如果在一个社会中人人极端冷漠自私,互相仇恨残害,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那么这个社会也就不可能再懂得正义。 (阅读全文…)
“需要”和“好生活”
作者:徐贲
一个正派社会不能缺少对需要的讨论,这种讨论可以帮助我们以更大的、人类之“好”的视野去看待与我们群体直接有关的好生活和社会正义。 (阅读全文…)
“公民新闻”和新闻的公共政治意义
● 徐贲
内容提要
“公民新闻” (又称“公众新闻”) 是和公民社会密不可分的,这二者所强调的公众参与和责任是完全一致的。在公民新闻理论中,“什么是公众”是最为重要的根本问题。只有给这个问题一个彻底民主的回答,才能真正理解新闻的公共政治意义。公民新闻的任务是使新闻能不断滋养生机勃勃的民主,不只是作为一种政治制度,而更是作为一种普通人自由而有尊严的生活方式。 (阅读全文…)
以文明制度约束人性
朱学勤
可以选择、可以改造的是制度,不可选择、不可改造的是人性。美国人和任何其他民族的人一样,一旦脱离本土制度约束,人性中的弱点都会出现。
所以,应以文明制度约束人性弱点,而不是以落后制度放任人性. (阅读全文…)
华人精英评选折射民族的自卑
朱学勤 口述 《南方人物周刊》主笔 蒯乐昊 发自上海
要说华人对世界的影响,最直观的是在海外游历时所见所闻。比如我到欧美,唐人街总是回避不了的一个内容。
海外唐人街总是一个餐馆集中地。油腻、喧哗、治安欠佳,一到那里就有立刻回国的感觉。后来我在欧美旅行,对唐人街的关注就逐渐下降。我更想看到的是海外华人的生存状态,如何与所在国一起发展? (阅读全文…)
朱学勤:全盘俄化的结果是全盘恶化
大国崛起不是几个数字
原载《南方人物周刊》朱学勤 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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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华人比较值得一说的是在学界。华人比其他族裔更多注重子女教育,他们在学术上面取得的成就要大于政界、军界等其他领域。但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下半叶获得诺贝尔奖的学者,李政道、丁肇中、李远哲等等,都是在西方社会的制度环境中获得发展,并不是在本土环境中成功获奖。 (阅读全文…)
从一支烟到一本书
● 朱学勤
我与林毓生先生的交往,一开始并不愉快。
一九八八年夏天,林先生来上海讲学,同时想见一见中青年学者,见面地点安排在上海西区永福路上的一个学术沙龙。记得那天大热,我顶着三伏酷日骑了一个小时的自行车,十分疲惫,一进门,先找个门口的位置坐下,点上了一支烟。不料林先生在里间看见,当众责问:“这是公共场合,你怎么可以抽烟?房间不大,你不是污染空气,干预别人自由吗?”当时年轻气也盛,闻言不悦,随即顶了他一句:“林先生,这里不是美国,我不是开车而是骑车过来的。骑车一小时的疲惫你能体会吗?”如此见面方式,应了中国一句老话:“不打不相识”。 (阅读全文…)